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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外贸中小微企业是如何破局的******
四季度是传统的外贸旺季，但2022年外贸却出现了“旺季不旺”的情况。此外，在外需不振、地缘冲突加剧、新冠疫情反复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单月进出口同比增速已连续4个月下滑，中小微外贸企业面临着较大的生产经营压力。如何在困境中探索新出路，在危机中觅得新机遇，成为外贸企业亟待破解的共同课题。记者探访青岛多家中小微外贸企业发现，不同类型的外贸企业正在寻求适合自身特点的脱困良方。
近几个月来，受外需走弱、地缘政治、新冠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我国月度进出口增速有所放缓。2022年四季度以来，外贸进出口进一步承压，原本的外贸旺季似乎也没有“旺起来”，数量庞大的中小微外贸企业面临着诸多生产经营难题。面对不利局势，中小微外贸企业如何应对困境？近日，经济日报记者走进青岛部分外贸企业，深入探访不同类型企业的脱困之路。
智造升级积极应变
在山东胶州胶北街道的青岛前丰国际帽艺股份有限公司，刚建成的智能车间内，数百台自动化生产设备正全速运转，工人却寥寥无几，智能化个性化定制生产取代了传统制帽的手工缝制、裁剪等工序。不远处，还有一处5层车间和一处研发中心正在紧张施工中。公司总经理王爱美告诉记者，“得益于智能制造，2022年公司业绩逆势上扬，前10个月出口额已经突破3000万美元”。
与许多制帽公司一样，前丰也曾是一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车间里坐着上百位工人，每人守着一台缝纫机，同一个款式的帽子可以做上一年甚至几年。”王爱美回忆起几年前的生产场景说道。2020年，受疫情影响，国际市场需求锐减，公司年出口额降幅超过50%，加上许多“单款多量”的订单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公司产品竞争优势锐减。
转移还是转型？困境之下，王爱美观察到，全球市场需求趋于个性化，每个月都有大量新款订单，每一款的需求量甚至不足一百个，对交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面对全新的市场变化，数字化和自动化转型是唯一出路。”王爱美下决心改变生产模式，发力柔性生产。
转型之路刚迈出第一步，前丰就遇到了生产设备研发难题。“帽片布料太软且容易粘连，找不到合适的生产设备。要实现柔性生产，更是难上加难。”王爱美一连数月在外奔波，寻找愿意承接项目的研发机构。8个月后，等来了一代设备的交付，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机器无法正常使用。王爱美没有放弃，一边四处寻求技术支持，一边同公司工程师一起，在一代机的基础上继续改进，采取模块化生产思路，逐步攻破视觉识别、机器人系统、智能传感等一个个难点。
“数字化转型后，我们实现了帽子生产线60%自动化，生产效率提高了58%。到2023年底，争取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王爱美对智造升级底气十足，“流程再造和管理系统升级后，能快速识别不同订单的设计需求，自动生成生产任务。不仅实现产能翻番，款式更是千变万化。现在每月能完成800个订单，最快一周即可交货，这在过去根本不敢想。”
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和全过程数字化精益管理让世界各地的订单蜂拥而至。“目前公司产品出口至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1年外贸出口额增长40%，2022年预计再增长55%。国际市场瞬息万变，唯有练好内功增添底气，才能从容应对各种变化。”王爱美说。
胶州市李哥庄镇是远近闻名的制帽之乡，这里汇聚着400多家制帽和配套企业，且大多数是小微企业，他们也面临着和前丰相似的市场困境。不少制帽企业想通过智能化升级寻找出路，然而设备更新换代费用高昂，很多小微企业望而却步。怎么破解这个难题？
共享工场概念应运而生。在位于李哥庄镇的上合工业互联智能共享工场，总经理庞智告诉记者，许多小微企业想更新自动化设备，但无奈企业规模小、资金有限，“我们转变思路，采取共享工场形式，将130余台用于制造帽檐、帽带和魔术扣的设备放在同一场地，仅向合作企业收取加工费用，为中小企业破解了智造转型困局”。
庞智介绍，制帽企业可将帽檐、帽带等生产环节通过手机APP等方式线上下单，共享工场系统接单后，将订单同步到生产设备进行生产。“利用共享设备代替传统人工，生产成本可降低40%，加工质量和稳定性也有保障。目前已有230多家企业加入这种生产模式。”
青岛众弘鑫制帽有限公司就是共享工场的受益者之一。总经理高飞告诉记者，公司平均每个月生产近20万顶帽子，有了共享工场，企业节约了人工成本，生产效率提升了三分之一。
“我们希望借助‘共享’优势，将小微企业从生产压力中解放出来。让小微企业在传统制造行业的转型升级中提升自身竞争力，以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胶州市制帽行业商会党委副书记郑建表示。
新政策激活新模式
4名主播，直播21天，卖出4000余单红酒，共计770万元销售额……这是青岛绿辰进口商品展示推广有限公司2022年“双11”的战绩。“在保税仓里直播卖红酒，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销售模式的创新突破。虽然销量不大，但也弥补了线下渠道的下滑。”公司副总经理杨东升告诉记者。
绿辰公司是青岛西海岸综合保税区的一家中小型保税仓储企业。近几年，受疫情反复、国际环境动荡等因素的影响，绿辰的发展一度陷入困境。“从2020年开始，葡萄酒进口量连续两年下滑15%左右，加上国际海运价格高涨、聚餐饮酒需求减弱等原因，线下销售非常艰难，葡萄酒板块利润年均下降将近30%。”杨东升回忆。
绿辰遇到的困难，在青岛西海岸综合保税区并非个例。黄岛海关在走访企业时发现，不少企业进货量大幅减少，保税仓出现闲置情况。于是便向企业积极推广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创新制度，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有了新政策，保税货物经过线上通关手续后，可以继续存放在保税仓内，这为我们在保税仓里直播卖货奠定了基础。”杨东升给记者细数了新政策带来的3点好处：一是保税产品保真，消费者敢买；二是保税仓直接发货，节省了装卸、物流、仓储成本；三是至少省去两层代理商，商品价格便宜。
2022年1月份，绿辰成功试单一般贸易商品保税仓电商“一件直发”业务，在全国率先开展一般贸易商品保税仓电商B2C新模式。在积累了一定的线上销售经验后，9月份，绿辰正式步入电商直播领域，让国内消费者通过直播平台就能买到保税仓源头保真的高质量产品。
自2022年初成功试单后，绿辰仅葡萄酒板块全年线上销售额就已突破2000万元，再加上线下渠道，整体销售额已恢复到2019年最好水平。谈及2023年的发展，杨东升信心十足，“我们将继续利用政策优势，发力线上电商，力争葡萄酒板块线上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同时试水日化产品保税仓电商业务，实现公司经营全面好转”。
不只是绿辰，越来越多外贸企业在新政策助力下打造出了新的运营模式。
青岛菲尔斯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业务的小微企业，为国外的轮胎企业供应设备部件、材料和五金配件等。近年来，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菲尔斯特面临着供需变化、物流运输等多重难题。不少上游企业的生产节奏被打乱，产成品交付周期延长，供应很不稳定，直接影响了身处销售环节的菲尔斯特。此外，生产企业所需的钢材等原材料价格上涨，也让菲尔斯特的采购成本相应增加。
国外市场疲软、海运费用高昂、客户采购计划延后等是影响出口业务的重要因素。“2021年以来，海运费大幅上涨，加上外汇汇率波动幅度较大，造成销售价格频繁波动，现金流十分紧张。”青岛菲尔斯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江羽介绍。
税务部门新出台的出口退税政策可谓一场“及时雨”，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困难。“青岛前湾保税港区税务局推出的海外仓出口退税政策，助推我们开创了新的运营模式。”青岛菲尔斯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智谋告诉记者，过去，出口货物报关离境后才能申请办理退税，现在企业收齐增值税发票、报关单等单证后，不用等货物离境就可以发起出口退税的预申请。
“以往，我们随时下单、零星发货的运营模式有利于早日拿到出口退税。有了新的出口退税政策后，我们便把运营模式调整为集中交货、集中装箱海运，装箱容积率提高20%，大幅降低了物流成本。此外，退税时间也由之前的60天提速到15天左右。”张智谋说。
张智谋告诉记者，2022年以来，公司已成功申请退税980余万元，企业资金进一步盘活，为公司开拓海外市场增添了信心和底气，“我们的出口业务逐渐回温，预计2022年销售收入将突破1500万美元，同比增长114%”。
供应链优化解难题
走进位于青岛莱西市姜山镇的千里行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双双商务皮鞋、冷粘鞋、硫化鞋正从流水线上下线。公司总经理张杰告诉记者，千里行集团是一家以鞋类制作与出口为主的外贸企业。近年来，受多重因素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公司生产经营面临很大困难。
困局之下，千里行开始了优化供应链的探索之路。张杰介绍，“过去，我们的原材料供应链主要来自国外。之前出于防疫需要，原材料进口后往往需要在港口、库房存放一段时间，生产进度和产品交付受到很大影响”。
“面对原料供应瓶颈，我们加紧进行国产化替代，反毛皮、PU合成革等原本需要进口的原材料全部转为国内供应，稳步推进供应链国产化步伐。”张杰告诉记者，供应链国产化优势明显，货款结算周期相对较长，资金压力减轻许多。货物运输周期短则3至5天，最长也不超过两周，而在国外发货海运需要1到3个月。国产化替代后，材料的品质管控和生产计划管控也更加精准。更重要的是，供应链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可控因素减少，风险随之降低。
优化供应链成为越来越多外贸企业应对经营难题时的选择。位于青岛市市南区的青岛开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做农产品深加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量很大，当然这也与我们的供应链战略选择有关。”公司董事长商会明告诉记者，“在食品行业，要想成为全球供应链的核心企业，产品序列必须要全。我们提出了‘做强单品，做全序列’的战略。但是做全序列并不简单，每个产品都要不断试错。一个新品种从开发到让客户接受，大约需要3年时间。”在不断研发、不断试错、不断成熟的过程中，开创食品逐渐形成了20多种水果和蔬菜序列的产品供应链。
“做全序列的战略选择，避免了短期市场变化带来的订单波动，但因序列较多，需要收购的原材料也很多，资金周转成为最大难题。”商会明坦言，“在过去，开创食品这类企业按地方政策只能被认定为批发零售企业，不能被认定为制造企业，银行授信额度也受影响。”青岛市有关部门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通过多方调研，参照制造业标准对开创食品进行支持，银行授信额度也由此增加，解决了公司资金紧缺难题。
“未来，我们还要向产业链纵深发展，拉长产业链条，助益企业提升抗风险能力。”商会明说。
创新赢得新机遇
在位于青岛市李沧区的中特科技工业（青岛）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车间里对一排排自动化设备进行调试。“我们的设备远销韩国、日本、土耳其、越南等国家，最多时年出口额达3500万元。”公司总经理李学强说，“这几年，由于出国服务不方便，市场变化较大，出口大幅下降，2021年公司出口额只有不到100万元”。
面对不利的市场环境，中特科技探索出一条换道创新的“自救”之路。
“之前公司主要做家电电机的自动化生产线，现在我们开辟了新领域，尝试新能源汽车的刹车电机、水泵电机、风扇电机等产品的自动化生产线。”李学强告诉记者，新能源汽车生产对设备的标准、精度、设计可靠性要求更高，这对中特科技来说意味着诸多新挑战。
“很多创新没有经验可供借鉴，必须一点一点摸索前行。”李学强举例说，“新能源汽车刹车能量转换电机自动化生产线的研发，就是对公司创新能力的一次考验。研发工作对我们的设计能力、工艺水平都提出了极高要求，需要多类人才合作才能完成”。
该公司研发中心的申保玲告诉记者，为了使研发顺利进行，公司引进了电机工艺、设备制造、智能控制等多方面的顶尖人才，并与青岛科技大学进行产学研合作，最终使得该项研发得以成功。
换道创新，让身处困境的中特科技赢得了新市场。“2022年，我们的出口额预计恢复到1000万元，其中新能源汽车电机生产线的占比提高到30%以上。我们还将建设新厂区，在保持原有生产优势的同时，把新能源汽车电机这一新领域做优做强做大。”李学强说。
不同于中特科技“做加法”的创新策略，青岛万青家居用品有限公司选择在“做减法”的基础上实现产品创新。
在位于青岛市崂山区的万青家居展厅，各种床上用品、软纤维制品等产品琳琅满目。“我们的床上用品主要面向日本市场，受疫情影响，2020年出口订单下降超20%。同时，海运等各种费用的上涨也让企业经营一度十分艰难。”青岛万青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友平说。
如何走出经营困境？万青家居下定决心“断舍离”：聚焦优势产品，加大创新力度，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最多时有100多个品类的产品，导致资源分散、内耗大、资金回笼慢、生产效率低下、管理风险较高。”杜友平告诉记者，疫情带来的市场危机倒逼他们做出了聚焦创新的决策，砍掉一半非优势品类，聚集资金和资源，组建了研发团队，用创新赢得新机遇。
“我们的创新方向是开发新产品、新材料、新品类。譬如，我们开发的一款秋冬季新面料产品，刚一上市就受到市场青睐。”公司研发部经理张庆锋说，“从上市起，产品订单不断追加，从6万件一直追加到10万件。最近，这款产品还在日本第三方市场调查中获得消费者满意度评价第一名。”万青家居也由此尝到了创新的甜头，现在每年开发近30款新产品。
创新让许多像万青家居一样的外贸企业走出困境，跨入新的发展轨道。2021年，万青家居的出口额同比增长20%，2022年预计增长10%至15%。“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在创新上下足功夫，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让企业在强大创新力的加持下，走得更稳更远。”（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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